12月7日晚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邓宏图做客经济学院，并作题为“中日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制度锁定与打破锁定”的专题讲座。讲座由经济学院副院长桂林主持，经济学院部分教师与研究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之前桂院长首先介绍邓宏图教授的个人履历和研究方向，桂院长说到他个人非常喜欢邓教授的研究，并赞誉他所著《历史上的官商》这篇文章赢得当期《经济学季刊》的最佳学术论文。邓教授谦虚说到：“我个人并不研究历史，但是要究制度变迁就必须要对历史有所了解，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提出批评和建议”。

    邓教授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社会转型等问题，因而他以“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晚明、晚清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中？”引出此次讲座主题，并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角度来考虑中国制度变迁样式。邓教授认为，中国早期经历的各种外国冲击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文明的碰撞，通过对中日两国历史演进路径的研究，得出总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总共在于明治政府获得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国家价值而获得广泛认同；而当时晚清政府在财政困境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下，走上了半殖民和半封建的道路。

    随后，邓教授认为研究制度变迁，必须要深入到具体的数据中去寻找导致制度变迁的直接诱因，通过进一步比较中日两国面临内外压力叠加的情况下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反应。他认为，在叠加的压力下晚清政府出现财政紧张、督抚集团崛起和近代意识形态的滥觞等问题，使其面临财政和意识形态认同的双重危机，步入转型陷阱；而日本一方面在政治上成立新政府并施行各项新型类现代化政策，另一方面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从总体上进行一系列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初步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总体上看，将晚清政府和日本在变革速度方面进行比较，其意识形态转变速度≤维新变革速度≤制度崩溃速度；而日本相反，意识形态转变的速度＞维新变革的速度＞制度崩溃的速度。

    经济学分析离不开模型的构建，邓教授在进行一系列的理论论证之后，构建相应的模型对国家能力与演化分岔的理论做出解释。在模型中，首先定义国家能力函数，他认为国家能力F=f(财政汲取能力a;意识形态i)，从而效用函数U=a^α・i^β，在此基础上，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最优解，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和图表分析，得出结论：α=β，即国家能力的大小显示在一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家认同方面的综合平衡。回到晚清和日本的比较分析上，正是由于在面对内外压力叠加的冲击下，晚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在财政汲取和意识形态所共同决定的国家能力上的不同，各自从古典体制向资本主义体制转型的速度显著不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一些论证之后，邓教授最后提出，在当前的改革中保持强而有力的中央财政与中央权威仍属必要。

 邓教授以历史性的洞察眼光和严谨的论证为师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彩讲座，在提问环节，老师和同学们积极发言，对日本制度演进、晚清督抚集团以及模型的解释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疑问和观点。桂院长对此次讲座做最后的总结：“邓教授多次来经济学院讲学，他关于制度变迁和政治经济学的宏大观点对我都很有吸引力，在论证中大量运用严谨的史料和数据，思想火花四溅，富有启示意义，我相信同学们也能在邓教授的讲课中有所启发。”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编辑/吴亚平 图/楼尧）